绑架幼童案中案（灵异事件）

一、四岁幼童被绑票

对于保定市私立“国康艺术专科学校”校董、油画老师井端阳来说，1951年立夏这天绝对是他人生中的黑道日。

长期以来，不管是在外人还是圈内人眼里，井氏家族都是令人羡慕的。早在清朝咸丰年间，保定府的井氏家族中就出了优秀人才井宝昌，从九岁到二十二岁十三年间，完成了童试、乡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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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殿试四级跳，挣得了一个“同进士”功名。三十二岁那年，井宝昌头上已经有了四品顶戴。按清朝官制，四品官处于第八档，介乎如今的正厅与副省之间。这个井宝昌，就是井端阳的高祖。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族里出了这么一个“高干”，往下井氏各房一切就都好办了。几十年下来，井氏家族中或官或商，或儒或医，能人频出，代代不绝。到了井端阳这一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是当官的没了，二是富商也没了，三是名医的传承’也断了，只留下若干儒雅之根。儒雅也是需要经济基础的，井氏家族的各房祖上不是做官就是经商，遗下的财产足够他们玩儒雅了。井端阳玩的儒雅是丹青，玩出了若干名堂，竟然被由蔡元培创办、林凤鸣任校长的“民国最高艺术学府”国立艺专录取为旁听生，毕业后先后在南京、武汉、重庆、北平、天津、保定从事美术教学工作。1948年11月保定解放，井端阳和几个志同道合者出资创办“国康艺术专科学校”，于1949年元旦正式开张。

“国康艺专”租用的是原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教育厅下辖的一所职业学校的校舍，该校在抗战爆发时解散，日军占领保定时，校舍成为特务机关驻地，后院的教工宿舍则改建为日军军官的住所。抗战胜利后，校舍由省教育厅收回。但职业学校并未恢复，校舍遂由教育厅出租。至保定解放之前，一共有三个大房客租过。而“国康艺专”则是在保定解放后向省教育厅租下了该校舍，井端阳一家四口就住在后院的原日军军官住所里面。

立夏这天，学校放假。井端阳和母亲、妻子、儿子上午在家，做夏饼、捞面，忙碌了半天，吃过午饭就去外面游玩。这年，井端阳三十六岁，其母薛氏五十五岁，其妻吴淑琴是井端阳后娶的填房，二十五岁，儿子井孝祖（乳名圆圆）年方四岁。一家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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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兴兴出了门，打算去逛庙会。他们在距“国康艺专”一个街口的北关街吉祥胡同对面等候载客马车经过时，井端阳去上厕所。他刚离开，从南边来了—个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货郎，薛、吴婆媳俩被担子上打六折的无包装香皂吸引，当下就围着担子买了几块。两个女人付了钱，正捧着香皂又看又闻时，井端阳上完厕所返回了。他一眼就发现儿子不在奶奶、妈妈身边，心里一凛，一边问“圆圆呢”，一边睁大眼睛四下寻找。可是，视野间已经没了那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儿了！

三个大人顿时着急了，一迭声叫着“圆圆”，分头四下寻找，遍寻无果。也就这么短短两三分钟时间，孩子竟然就失踪了！

婆媳俩已经撑不住大放悲声了，井端阳强自镇定： “妈您去胡同，淑琴和我往大街两侧，咱三人分头寻找，才这么点儿时间，孩子走不远的！”

其时保定解放已经一年半，经人民政府大力整顿，治安形势与解放伊始相比大为好转，诱拐儿童的案件基本绝迹，因此井端阳只认为儿子是走失了，根本没往诱拐方面想。直到三个大人从三个方向寻找一阵无果而返，他们脑子里才不约而同地冒出了“诱拐”两个字儿。

那时候，老百姓遇上这等事儿，大都先自己想办法解决，因此井端阳也没去派出所或者公安分局，而是立刻返回艺专向一干同事求助，还惊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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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校长。校长当即叫上一些在校的师生分头寻找。薛、吴婆媳俩也分头前往附近的几家亲戚处求援，众亲戚自是二话不说，纷纷出动加入了寻找圆圆的行列。

这些人总共不下五六十位，一直奔波到黄昏。那时的保定市区远没如今这么大，这番寻找，大致上已经跑遍了全城，可是，谁也没发现孩子的影踪，更没打听到任何相关线索。如此，井家就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孩子给人拐走了！

到这当儿，只能惊动警方了。于是，井端阳就到艺校校长室拨打电话，向其住所地同时也是案发地的管辖公安机关保定市公安局第三分局报案。电话还没接通，其妻吴淑琴急急奔进校长室，手里拿着一张拆开了的香烟盒纸：“快看！快看！”

烟盒纸上写着： “若要孩子，备好二十两黄金候命。报警，杀！”一笔一画全都笔直，似是用尺子比着写出来的。

井端阳看着，双手不住发抖。校长董永初凑过来，看到纸条上的内容，马上指着电话机：“报警！”

吴淑琴声音颤抖： “那上面写着报警就要杀我儿子！”

董校长果断地说： “必须报警才救得了圆圆，公安同志肯定会注意保密的。”

这时，井端阳回过神来，也连声道： “报警！报警！”

三分局接到井端阳的报案，自是非常重视，当下就指派刑侦队副队长宝大贵负责处置该案，片刻，宝大贵打来电话，说鉴于案犯可能会对艺专这边进行窥视，因此他不便过来，问井端阳是否方便出来一趟。井端阳说没有问题，于是双方约定半小时后在北关街的“天龙茶馆”门口见面。